得益于土地流转，山东省汶上县次丘镇东南村的种粮大户贾维涛终于流转到了1700多亩土地，夏粮加秋粮两季，刨去成本，卖粮纯收入是100多万元。新的一年，他种粮更有积极性了。多打粮，多增收。老贾高兴之余，心里老是犯嘀咕。种粮能过上好日子，但种粮一直过好日子不容易。万一遇上大旱灾，粮食减产或绝收，苦心经营的家庭农场就会遭殃，积累数年的种粮收入就会打水漂，所以他希望有足够的种粮保险。

　　这是日前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土地流转中比较典型的案例。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，全国的农村土地流转也在不同程度进行着。而土地流转产生的种粮大户，对农业保险的期待越来越大。

　　种粮大户面临着比农户更大的风险。在近期数次的采访调查中，记者从陕西、辽宁等多地的农民口中，均得到这样一种反馈：在遭遇灾害导致绝产时，农民普遍认为保额过低。有的甚至提出，宁肯多交点保费，希望在赔付时能够提高标准。而这种问题对种粮大户来说，尤其显著。一方面，种粮大户有比农民更高的成本和投入;另一方面，一旦遭遇灾害，种粮大户将面临巨大的损失。

　　下情上达，对于农民的呼声，包括承包机构、保险监管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十分了解，2014年，一系列的政策、做法已经开始尝试。

　　在政策层面，2014年8月，国务院保险“新国十条”的出台，为农业保险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“按照中央支持保大宗、保成本，地方支持保特色、保产量，有条件的保价格、保收入的原则，鼓励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愿参保，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，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。”除了原则和方向外，“新国十条” 还明确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，如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，探索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，丰富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工具等。

　　在实践层面，有些土地流转程度比较高的地区，出现了样本性的做法。例如在安徽，界首市(县级)是安徽土地流转“第一县”，截至2014年6月底，全县土地流转率75.5%，大大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。保险业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，围绕新型农业主体发展需求，探索“三农”保险综合服务创新，取得一定成效。

　　在界首的做法中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流转大户的保障水平。凡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的小麦、玉米、大豆三类种植户，即可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投保补充保险。投保后，小麦保额由270元/亩提高至500元/亩，玉米保额由250元/亩提高至400元/亩。

　　同样，在土地流转程度比较高的江苏苏北地区，沭阳也探索出了独特的农业保险模式，并保证了较高的保障程度。沭阳县常年承保小麦145万亩，水稻100万亩，玉米20万亩，参保率99%以上。目前，每亩执行550元标准，每亩签单保费收22元，其中县级财政补每亩6.55元，占签单保费的29.77%，而农户每亩仅交2.25元，占签单保费的10.23%。

　　而在非农业主产区，土地流转中对农业保险的期盼也很浓厚。山西省太原市耕地面积小，资源压力大，人均耕地1.5亩，属于典型的非农业主产区。2014年，全市预计流转土地面积3.5万亩，为了降低种粮大户风险，太原市农委就对媒体明确表示，要协调保险部门加大对农业的保险力度。

　　春江水暖鸭先知。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，保障种粮大户的积极性，对此，保险业早有察觉。在2014年辽宁特大旱灾理赔中，沈阳东陵区柏叶村种粮大户王新宇包了3000多亩地，绝收1500亩，共获得27万元赔款，成为辽宁人保财险第一个理赔的客户，同时也是辽宁保险业第一个理赔案。

　　这种理赔的寓意，不仅仅是一个案卷的结束，也代表着未来的一个方向。(